类似矛与盾这篇文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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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矛与盾这篇文章的事情
动物权利保护,让我们带着矛与盾启程
——纪念王培之一
曹保印（《新京报》评论部）
11月8日清晨6时许,一朵年轻、慈善、美丽的生命之花,悄然从24层的楼上,坠落在北京市朝阳区珠江绿洲小区的地面.第二天,《新京报》发了一条《住户坠亡 保洁员流泪》的普通社会新闻.因为新闻中没出现逝者的名字,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朵生命之花曾经绽放在哪一个枝头.然而,也许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样一则类似“无名氏碑”的新闻,很可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动物权利保护历史上,最值得人们沉痛省思的重要事件之一.
自现代意义上的动物权利保护运动,从十七世纪的西方开始启蒙以来,时至今日,动物是否有权利这个曾在现代西方哲学界激烈争论的问题,在今日的西方已不成其为问题,而开始上升为公众的共识：动物与人一样,是地球的居民,他们有自己天赋的权利.2002年,德国更是修改了宪法,全国人民一致投票通过在宪法上写上保证动物权利,并在国家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的条目上,加上了“以及动物”的字眼,明确表示承认动物的尊严.
然而,在中国,动物权利保护运动才刚刚开始,许多已经被今天的西方公众接受的动物权利保护核心理念,如动物解放其实也是人类的解放、人类习惯是动物解放的根本障碍等,不但不为公众所熟悉,甚至被视为类似“疯人的呓语”——人的权利还没得到充分保护,何谈动物权利保护?与其关心动物是否吃得饱、不受虐待与无端杀害、拥有最起码的尊严和自由等,不如关心人是否享有这些权利.这是最常见,又仿佛是最有力的轻视甚至拒绝、反对保护动物权利的理由.
在这种观念阻碍下,尽管动物福利（而非权利）立法势在必行,动物权利保护界人士屡屡大声疾呼,但其在中国的进程,依然如蜗牛渡海般缈然无期.而尤其令人悲哀的是,为数甚少的动物权利保护践行者,也常常因此陷入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中；再加上日常耳闻目睹了太多发生在动物身上的惨剧,他们的心理负荷异常沉重,如果这种负荷的出口不畅,另一种惨剧便会在他们身上登场——轻者心理变异,走上全力维护“动物道”、却无视甚至践踏“人道”之路；重者心理长期抑郁,以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寻求解脱,“眼不见,心不烦”.
这样的惨剧,连续两天出现在《新京报》上：11月9日的这则普通社会新闻,其主人公王培,实际上是一位长期从事动物权利保护工作、于2005年年底开始担任世界农场动物保护协会（CIWF）中国代表的年轻知识女性,此前,她已经从外资企业辞职5年,专职从事动物保护志愿者工作.她的死,假如最终由警方认定,确如其丈夫所说,是因无法忍受人们对动物的残害而自杀的,那么,就不但“是中国动物保护事业的极大损失”（安徽医科大学教授、《动物解放》中译者祖述宪语,得知王培的死讯后,他对笔者说,“我听着都在发抖”.）,也是世界动物保护事业的极大损失.毕竟,中国是整个世界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截至王培逝前,据笔者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人为了动物权利保护事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用生命书写对人类漠视动物权利行为的强烈抗议.然而,诚如绝大多数人所言,这种抗议形式无论如何都是“得不偿失”的.虽然对已经逝去的王培而言,却未必做如是价值观的思考,尽管她生前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依然是在思考人类面对禽流感的袭击时,如何理性对待杀戮动物.
肯定是出于巧合,但正因其巧合,而更使王培的逝去与下则新闻主人公芦荻的遭遇,备增值得深入思考的价值.11月10日,《新京报》推出了“核心报道”《芦荻的“动物世界”》.在这篇报道中,75岁的老人芦荻因救助动物耗尽家财,也因家中收养的猫狗被指“扰民”；她担任会长的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也正因管理不善,面临会员流失危机；更令普通读者难以接受的是,在维护动物权利的过程中,老人做出了一些涉嫌严重有违“人道”的非常之举,被她招聘的饲养员指为“她讲猫道狗道,但是却不讲人道”.
芦荻也是一位知识女性.《新京报》的报道说,本名芦素琴的她,1931年出生在东北辽阳一个书香门第,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抗美援朝时期做过空军记者,1954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1975年,毛泽东因患有眼疾,要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芦荻入选.在中南海侍读的4个月,使她从一个普通女教师变成一个全国瞩目的人,但也因此遭到了残酷迫害.这段特殊的经历,使她慢慢走上动物权利保护之路,并于1992年正式成立并注册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
如果《芦荻的“动物世界”》这篇报道真实、客观,那么,芦荻之所以会做出有违“人道”的非常之举,其原因大概与王培的以身赴死相同,其不同之处,只不过是心理负荷的轻重程度有别而已.而这,正是笔者所最为关心的问题.
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面对中国的动物权利保护之路,我们该如何启程?在启程走上动物权利保护之路的同时,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质量,不但不因为从事这项工作,而使它受到任何程度的损害,更能因此而获得更高境界的提升?比如,承担起人权保护运动的一部分责任.正如知名学者沈睿女士所言：“凡是没有人权观念的人,一定对动物的权利置若罔闻.反之,提倡动物权利的人,几乎都是人权的捍卫者.在某种意义上,看一个人是否真的捍卫人权,就看他是否也为动物的权利斗争.”
印度圣雄甘地说：“从一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及其道德是否伟大与崇高.”由此,也就可以说,要使一个国家及其道德伟大与崇高,以所有生灵都是自然之子的理念为基点,端正对待动物的态度,将是一个重要的努力之途.而要做到这一点,充分发挥文字与影像的宣传力量,就今天的社会而言,是极端重要的.在很多时候,一篇文章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观念,而一本书甚至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思想.
这样,对启程走上动物权利保护之路的人来说,就需要在付诸实际行动的同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只有略有价值,无论点点滴滴,在一开始都拿出去与其他人分享,以此去感染人、启发人、影响人,并最终改变人.毕竟,所谓保护动物权利,最终是人的事情,不具有向人类表达自己思想的动物,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只能依靠人来为自己的权利代言.
在这一点上,王培的精神永远值得发扬.自2003年11月24日在《新京报》发表第一篇评论文章《放弃熊胆,一场期待千年的救赎》,至2005年11月1日发表最后一篇评论文章《理性对待禽流感 理性对待动物杀戮》,王培先后主动和应约为《新京报》撰写了28篇关于动物权利保护的文章（其中正式发表25篇）,其中既有五六百字的短小来信/来论,也有一千四五百字的未署名社论.
尽管笔者并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仅以《新京报》的发行量推算,这个数字也应该在数百万人次以上）读到了这些文章,但笔者却敢说,一定有很多人受到了它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王培就可以做到这些,假如有更多的王培提起笔来,其影响力所递增的倍数,恐怕将会是无法想象的.事实上,正是在王培文章的影响下,笔者本人也开始关注动物权利保护问题,不但撰写了一些宣传动物权利保护理念的评论文章,而且有意组织编发了很多此类文章.
一个王培的文章与行动,可能很难改变什么,但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王培的文章与行动,就一定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而观察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人权与动物权利保护运动之路,实际上也正是凭借这种常识性的“以点带面、锲而不舍”精神,才抵达今天的高度.
在西方人艰难行进的这条路上,我们既可以看到托马斯·额斯肯爵爷(Lord Chancellor Thomas Erskine)为在1822通过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规定反对残酷对待动物的国家法律《马丁法案》而努力的身影,也可以看到十八世纪晚期英国哲学家汉姆夫瑞·普瑞马特（Humphry Primatt）笔下的《慈善的职责和残酷对待动物的罪行》,还可以在十九世纪看到诗人雪莱、作家梭罗、剧作家肖伯纳等人奉行素食的行动,更可以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看到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于1975年出版的、被称为“生命伦理学的世界经典素食主义的宣言”的《动物解放》一书……所有这些累积起来,遂慢慢汇成动物权利保护的洪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对中国的动物权利保护之路,我们需要也必须首先随身携带好笔——既可以刺破“人类完全中心主义”的森严壁垒,又可以开创人类与动物和谐共处的新世界的“矛”,才能够启程.否则,在这条路上,努力行走的人必将会越来越寂寞、越来越艰难,因为追随他们的人越来越少.简言之,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必须用手中的矛一样的笔,去努力启蒙更多人接受动物也有天赋权利这一基本理念.
而启程之后,接下来所需要也必须做的,就是时时刻刻握紧手中的盾牌.这面盾牌不是普普通通的盾牌,它既是一堵固若金汤的城墙,依靠着它,可以挡住那些或明或暗投来的各种武器；也是一条畅通无阻的绿色通道,凭借着它,可以随时释放那些负荷在心理上的各样压力.毕竟,我们努力保护动物权利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伤害甚至毁灭人类自身,而是要提升整个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的高度,使人类与动物在这个文明的高度上和谐共存.
假如王培之死,确因无法忍受人们对动物的残害,这无疑是对后继者最好的警醒——卫护生命之盾,片刻不可离身.即便王培之死,可能还有截至目前未为人知的其他原因,从《新京报》报道的芦荻的故事中,我们一样可以看到这面生命之盾的重要性.
中国小动物协会的会员遍布全国各地,协会鼎盛时期,仅北京市就有两万多会员,其中有很多外企白领.然而,在2005年8月6日召开的年会上,到会的却仅仅只有一百多人.志愿者田金平甚至表示,中国小动物协会现在实际上只是芦荻一个人的协会.
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大的落差,在很大程度上,与芦荻被指不讲“人道”与“防备心过强,总是不放心任何人,总担心别人会有其他企图或者伤害到小动物”（田金平语）有关.报道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既给协会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也同样让笔者备感震惊的故事：“有一次,一名刚上大一的女学生来做志愿者,被狗咬伤,她在外面哭喊‘芦老师、芦老师.’而芦却不当一回事,好半天才走了出去.”
仅从这些材料,就可以判断芦荻已经存在相当严重的心理障碍.否则,她应该不会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非常之举.因为正如上述,“提倡动物权利的人,几乎都是人权的捍卫者”.而产生这种心理障碍,也实属自然而然.在所有提倡动物权利的人眼中,动物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而在芦荻看来,更是“只有恶人,没有恶狗”.
如此一来,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动物的痛苦遭遇,她的心里势必积压了很多痛苦,如果这些痛苦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排解,长期积压的结果就会造成心理障碍.在现实生活中,心理工作者自残甚至自杀的事情,并不鲜见,芦荻的问题正与此有相同之处.而心理工作者本人也必须时常通过其他心理工作者排解心理问题,才能使自己不致为积累的“精神垃圾”所伤,也早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医学常识.
这样,重视动物权利保护者的心理问题,就不但是其本人必须高度关注的事情,而且是其同行者以及整个社会应该努力为之的.然而,尤其令人遗憾乃至悲哀的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上,即便偶然之间想到了,也只是将其归结为个人道德、人文修养、价值观等.既然“脉”没有号准,所下的医治之药,自然完全失去了效果.但愿发生在王培和芦荻身上的悲剧,能引起我们的警惕,进而真正关注这一问题,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中国的动物权利保护之路,完全可以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形容.在这个上下求索的进程中,行进者左手执矛、右手握盾,必须成为一条基本准则.无论如何,今天的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年轻行进者王培,并且可能正在失去一个曾经的老旗手芦荻,而这样的行进者在中国本来就不多,所以,我们不能再失去第二个王培和芦荻.
目前,对中国来说,动物福利立法还在路上,动物权利立法更是遥在远方.然而,希望的灯塔,毕竟还在高高耸立.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带着锋利的矛、坚固的盾,启程吧!
2005年11月12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