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才是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到底什么才是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到底什么才是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到底什么才是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公元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一面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穹顶黯然落下,一面俄罗斯联邦的白、蓝、红三色国旗冉冉升起.从此,那个由苏共一党极权执政74载、在国际上领导广大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世界争雄几十年的“红色帝国”霎时间偃旗息鼓,土崩瓦解了.

　　作为一个建党88年、在苏联执政74载的所谓马列主义政党,苏共曾领导苏联曾打败了外国干涉者和德国法西斯,在与美国的争霸中成了世界上位居第二的超级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执政党,却在其执政74载来临之际,不但顷刻亡了党,而且亡了国.那么,“伟大光荣正确”的苏共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呼啦啦大厦倾”,“树倒猴孙散”了呢?这其间肯定有需要世人参透的玄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让国人真正知其“庐山真面目”,在2012年12月25日,苏共亡党亡国21周年纪念日才刚过去不久之际,笔者觉得大家有必要拨开迷雾,正本清源.

　　对于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多少年来,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觉得,不管人们怎么去“见仁见智”,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决不能主观臆断牵强附会,甚至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然而让人十分的震惊的是,为了混淆视听,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的极左派,特别是中共一些思想僵化的学者和官僚,却罔顾事实,极其阴险地总结自己的所谓“重大发现”来.

　　这类人物有关苏共亡党亡国惨痛教训的“重大发现”就是,苏共不该否定“斯大林体制”,更不该搞民主改革.他们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甚至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出卖了苏共,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更是被他们目为苏联危机的“罪魁祸首”.其一,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不该否定斯大林,不该否定“斯大林体制”.他们认为,拥护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才是苏共唯一正确的前进方向,否定其就是对苏共的背叛.某人就曾十分露骨地宣称：“苏联解体是在斯大林去世38年之后发生的,怎么能把失败的原因归罪于早已去世的人呢?”某人甚至借助某些俄国人多谈了一些有关斯大林的话题,就武断地认为,如今俄罗斯又出现了所谓的“斯大林热”.其二,他们认为,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在意识形态上不该放弃马列主义一元化的绝对领导地位,大搞意识形态多元化.他们觉得,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民主化”、“公开性”,“在思想战线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三,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不该在苏联搞新闻改革,让新闻失去了苏共的绝对领导和正确的舆论导向；更不该发布《新闻出版法》,让民间自由办报合法化；更更不该停止干扰西方媒体对苏联的广播的.他们觉得,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才让苏共失去了对新闻出版的牢牢控制,使得当时各类有关苏共和政府的负面舆论充斥媒体,甚至就连苏共的喉舌《消息报》也对苏共和政府展开了长时间的批评和指责,致使“俄罗斯媒体人成为推倒苏联大厦的最后一个操盘手”.这类人物,当以中共原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以及在《求是》杂志发表过《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文章的赵强为代表.而且,为了强化这种“重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在中共有关部门支持下,还拍摄了党内教育参考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

　　究其实,这类人物有关苏共亡党亡国所罗列的所谓“惨痛教训”,只不过是他们主观臆断牵强附会,甚至别有用心地指鹿为马混淆是非的结果.在权威人士披露的苏共亡党亡国的真正原因面前,其谬论定会不攻自破.

　　其实,执政长达74载的苏共最终亡党亡国的罪魁祸首,不是去勇敢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更不是推动苏联进行民主改革的戈尔巴乔夫,而恰恰是被有些中国极左奉为神明的“斯大林体制”.别人说的可以不信,但俄共现任领导人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久加诺夫的话,如果有些人再不相信,那就确实是别有用心了.在总结苏共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时,久加诺夫指出：“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而久加诺夫所指出的苏共“三垄断”,恰恰是所谓“斯大林体制”最典型最显著的标志.

　　有关苏共斯大林体制的弊端和危害,曾任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凤林先生就曾著文剖析过.从国家层面上,李凤林指出,苏共“长期垄断权力”,“长期党政不分、党国不分”,没有“‘实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国家的重大决策不是在苏维埃,而是在总书记个人的小圈子里决定的”.从苏共自身而言,李凤林指出,苏共“党的最高领袖是绝对权威”,“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由组织部门任命,没有选举制和任期制”,“上至总书记,下至各级第一书记实际上掌握着大权,处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地位”,由于缺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苏共走上了代表各级官员利益而不是群众利益之路”.李凤林又指出,“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是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李凤林更指出,“因此当斯大林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大家看看,这个被有些思想僵化的中国极左极力美化和奉为神明的苏共斯大林体制,是不是苏共亡党亡国的真正罪魁祸首?

　　有关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著名学者马龙闪在2012年12月与凤凰网历史频道的对话中,更有经典性的论述.马龙闪,温州大学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等.他长期研究俄罗斯史,主要代表作为专著《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三等奖.作为这样的一个资深学者,马龙闪先生的有关观点应该是很权威,有说服力的吧.

　　首先,让我们看看马龙闪有关苏共意识形态特点的讲述.马龙闪指出,苏共的意识形态有三大特点,即它的“极端封闭性”、“极端虚假性”和“极端的脆弱性”.而前两个特点,恰恰就构筑了苏共意识形态的“垄断性”.什么是苏共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马龙闪告诉我们,斯大林体制内的苏共为了维护其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严禁党内外一切不同思想意识的传播,甚至“禁止一切为斯大林所不允许传播的、一切对他不利的思想理论和书报文献,包括列宁晚年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和言论”.为此,苏共采取了两种手段严密控制党内外的思想意识：一是“用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来监督文献信息的传播,掌控新闻书报的出版”；二是“靠发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进行我们常说的思想批判,或者叫思想清洗”.什么是苏共意识形态的“极端虚假性”?马龙闪指出,苏共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以斯大林化的理论教条为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之上的,而斯大林的理论教条又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的虚假史实和错误理论为基础的”.而这个所谓的《简明教程》,“是由斯大林提供大纲、提供分期法,最后又由斯大林审阅定稿、为其树碑立传的、大树特树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一部歪曲苏联党史的著作”.为了夸大斯大林的“历史功绩”,抬高斯大林的“历史地位”,编纂者不惜断章取义,“伪造史实”.大家看看,由这些伎俩支撑起来的苏共的意识形态,又怎么能经得起一番“检验”、“比较”和“推敲”?无怪乎,在苏联解体前夕,“很多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也在一夜间调转枪口”.这就体现出苏共的意识形态的“极端的脆弱性”.马龙闪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这种意识形态根本不代表人民利益,不能反映人民的意见和愿望”,“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让我们听听马龙闪对苏共“垄断权力”的极权体制的有关见解.马龙闪尖锐地指出,“苏联不是法治国家,是党大于法,而最高领袖又高于党,最高领袖的言就是法”.这实际上是道破了苏共“三垄断”之二的“垄断权力”.特别是在斯大林领导苏共执政期间,这种极权体制更是被推到了峰巅.不错,苏联曾经颁布的4部“宪法”都有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条款,但这些宪法被苏共和斯大林肆意践踏,一文不值.正如马龙闪所指出的那样,苏联的宪法“给人看的成分很大,主要是为打造形象用的”,是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政治遮羞布”.比如,苏联在1936年制订的那部“斯大林宪法”,曾被号称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然而,“制订这个宪法的墨迹未干,斯大林就不顾宪法,大开杀戒”.这个苏联所谓“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就是连苏共上层统治集团的人身权利也无法去保障,更遑论其他.马龙闪指出：“在‘大清洗’中斯大林大开杀戒,不仅对执政党大加清洗,清除掉全体中央委员的64%,十七大代表的56%,甚至还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除掉了5位元帅当中的3位,90%的集团军将领,总计80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的75位.”甚至,连这个宪法宪法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苏共杰出的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布哈林,也成了斯大林的刀下之鬼.可以说,斯大林的话就是苏联的“法”,他说“是”就是是,说“非”就是非.此外,经过斯大林主导的苏共“大转变”、“大批判”、“大清洗”和“大篡改”,斯大林“把一切权力集中到了个人手里”,“通过个人崇拜树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而且,苏共甚至“在打击、批判、消除、抹掉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同时”,还把斯大林“抬升至同马克思、列宁并列、甚至比恩格斯还高的地位”,这样就把斯大林“推上神坛”,“把斯大林由人变成了‘神’”.而斯大林所开创的苏共这种极权体制,就是中国有些思想僵化的极左们奉为神明的斯大林体制一个最富有特征的标志.马龙闪又正本清源地告诉我们,斯大林及其苏共之所以能如此得心应手地打造出这种极权精神和极权体制来,主要是因为其精心编织了一个充满迷信色彩的特有的党史文化,马龙闪称之为“迷信文化”.因为,苏共的这种党史文化的“精髓”就是,“党是最神圣的,领袖是代表并象征党的,也是至高无上的；党员个人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一切必须服从党,服从领袖”.以至于造成了这样一种怪诞的现象：很多苏共党员在敌人面前,在战场上,都是宁死不屈的英雄好汉,而一旦到了“斯大林以党的名义打造的法庭上”,“却是绵羊一只,软骨头一堆”.

　　再次,马龙闪也对“斯大林体制”的经济特点作了论述.斯大林体制的经济特点,其实质就是“垄断经济”.不错,作为斯大林经济模式的“斯大林式的现代化”,虽然使苏联“在局部时期、个别部门取得了快速发展”,并被某些人极力吹捧和美化,但是其终究不是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马龙闪告诉我们,斯大林式的现代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者,“它是经济上高度集权,政治上高度专制”,“它在决策中缺乏民主程序,因此也往往缺乏科学态度,多是凭首长意志办事,所以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大失误”；二者,它“是一种片面的、畸形的现代化.它只重视、突出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现代化,而忽视民用生产、轻工业的现代化以及农业的现代化”；三者,它“是属于赶超型的”,“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这种垄断经济”不但让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而且“造成社会经济极度紧张”,“引起社会的不满”,“影响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民生问题”.苏联农村当时30内连续出现3次大饥荒,“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无以计数”.马龙闪说：“这种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如此惨烈,不得人心,以苏联剧变解体宣告失败,应该说是并不奇怪的.”

　　还有,马龙闪认为,苏联真正的“体制改革”一再被拖延,也是苏共“亡党亡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李凤林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经济有新的发展、民主也有些许扩大,但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这正是苏共丧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瓦解、苏联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面对斯大林麾下的苏共在苏联造成的“三垄断”极权体制,苏共后来本应该顺应世界潮流,与之大胆决裂,让苏联尽快走上“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这一世界“成功的现代化道路”,然而后来的苏共却将“脱胎换骨”式的改革一再拖延,致使苏共“亡党亡国”的危机无法避免.马龙闪指出,“苏共是个意识形态化的党”,“苏联是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这个党和国家治理下的社会,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再加上,“历史上残酷的镇压和一波又一波的大批判”,因此,“斯大林式的马列主义”,就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触碰不得,谁要稍一触碰,就大祸临头”.所以,即使是被中国极左们大骂“是苏共叛徒”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虽然他们有否定斯大林本人的做法,有过一些改革,但也不敢动真格的,只是“在斯大林和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打圈圈儿,改革都没敢触动斯大林体制,没敢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的理论教条”.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已经积重难返,积累的问题已经太多太大”,人民已经流露出抛弃苏共的强烈意愿,苏共已经是无力回天了.这时候,是顺应民意,去做苏联民主改革的推手,从而成为人民的英雄,还是继续继续去钳制和镇压人民的反抗,最终沦为人民的罪人,被人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戈尔巴乔夫显然不愿去做苏共的殉葬人,他最终选择放弃苏共,进行民主改革,成了俄罗斯人民的英雄.而有些人竟然将苏共的“亡党亡国”归因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妄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剧变的罪魁祸首”,马龙闪认为,这“是极为肤浅的,是误导读者的”.在此,我到要问问有些人：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成了广大俄罗斯人痛恨的所谓“罪魁祸首”,那么在2011年其生日之际,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为什么还会代表国家授予他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圣安德烈勋章?

　　由此看来,一度在苏联执政了74载的苏共最终出现了“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其根本原因不是赫鲁晓夫等对斯大林的否定,不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民主化”、“公开性的改革,也不是戈尔巴乔夫新闻自由化的改革,而恰恰是由于苏共一贯坚持具有“三垄断”特点的“斯大林体制”所造成的,恰恰是由于苏共没有及时顺应民意,进行行之有效的改革,“贻误了最佳的改革时机”所造成的.

　　中国的一些极左人士,特别是中共一些思想僵化的学者和官僚,不但不愿意或者不敢去面对苏共“亡党亡国”的真正原因,一味地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嫁祸他人,而且竟然还编造谎言,说什么“在俄罗斯境内和原苏联范围,从政府到百姓,从老人到青年,从过去反斯大林的人到斯大林时代的优秀人物,都经过反思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敬仰,已掀起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高潮”.而那位张全景,竟然还把这种中国极左们“自淫”出来的海市蜃楼假象,视为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必将取得“新的更的大胜利”的“曙光”,岂不滑稽可笑!针对这类人物有关所谓俄罗斯“斯大林热”的恶意炒作,李凤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类人“把斯大林的体制模式看成是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拉入苏联模式的轨道”,是在“误导国人”,“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深化改革”的作用.马龙闪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是因为他们有种斯大林情结,对斯大林模式恋恋不舍,他们表面上是谈俄罗斯在‘重评斯大林’,实际上是呼唤要在中国‘重评斯大林’,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纳入苏联—斯大林模式的轨道.”而我更要说,他们的险恶用心,其实就是为了混淆视听,误导中共和中国人民,进而达到阻挠中国开展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民主宪政改革,以求长期维护其既得利益以及支撑这个既得利益的特权体制的目的!

　　那么,再让我们看看广大的俄罗斯人民是不是真的想回到苏共的斯大林体制,当今的俄罗斯是不是真的出现了所谓“斯大林热”.

　　先让我们看看李凤林曾在俄罗斯做大使时的一次见证.1995年,李凤林出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正好赶上1996年的俄罗斯大选.李凤林告诉我们,在这次大选中,虽然许多俄罗斯人对叶利钦心怀失望,没让叶利钦在第一轮大选中当选,但在第二轮选举的对决中,广大俄罗斯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叶利钦,而没有选择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对此,李凤林说：“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次大选实际上选择的是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与方向,选举结果表明人们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马龙闪告诉我们：“所谓俄罗斯的‘斯大林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什么‘热’,在不小程度上是某些人借机,借某些人多谈了一些有关斯大林的话题,多发了几篇关于斯大林的文章（其实,俄罗斯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斯大林的谈论）,随着斯大林时代的远去,只不过对斯大林的评价更客观了一些（这是对所有历史人物评价的客观规律）,借此而故意炒作起来的.”他指出：“退一步说,即使有什么所谓斯大林‘热’,官方也不曾重新肯定斯大林,俄罗斯主流舆论、主流媒体也不曾重新肯定斯大林；肯定斯大林的,仍然是俄罗斯那一个传统的斯大林派,或者说左翼共产主义派.”马龙闪的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2009年,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在回答网民的提问时,虽然也肯定了斯大林诸如领导苏联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等功劳,但同时也强调,这些成绩“是以不可接受的代价获得的.不管怎样,发生了镇压的情况,这是事实.我们数百万同胞遭到了镇压.这样的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2009年,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曾在总统博客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涉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有人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理由以民众的痛苦与伤亡为代价.”2010年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前夕,梅德韦杰夫曾对《消息报》的记者表示：“如果从国家层面上而言,自新的俄罗斯国家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曾犯下了大量罪行.虽然他曾做出过许多贡献,虽然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对本国人民也做出了不可饶恕的事情.”而且,从马龙闪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即使在2010年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全俄庆典中,“俄罗斯官方也做出了有关不提斯大林名字、不准出现斯大林肖像等一整套的处理方式”.可见,所谓俄罗斯当今出现了“斯大林热”,其实只能是那些中国极左们一厢情愿的“天方夜谭”而已!

　　我们不能不无比痛心地指出,正是因为中共曾经照抄照搬过苏共“斯大林模式”,曾经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甚至给中共自己的精英阶层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斯大林体制造就的苏共“党大于法”,造就了中共的“党大于法”；斯大林体制产生的斯大林个人崇拜,造就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极端个人崇拜；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造就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斯大林的“大批判”、“大清洗”,造就了毛泽东的“反右扩大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斯大林体制“赶超型”经济模式,造就了中国的“大跃进”模式.而所有这些,又给中国人民甚至中共自身的精英阶层带了巨大的灾难——且不说“反右扩大化”和“文革”批判迫害了那么多党内外的精英,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单单大跃进时期“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认为“饿死了四五千万人”,香港大学教授冯客认为“大跃进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就是按中国官方有关说法推算,最保守的数据也要超过1000万）的惨状,就已经令人发指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端蔑视人权又充满血腥的“斯大林体制”,居然还能让当今的有些中国人奉为神明,他们居然还要在中国为之高举招魂幡!在此,我也只能“实在无话可说”!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宪政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大趋势.追求自由平等的竞争机会,追求能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去真正当家做主,追求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以媒体自由为代表的言论自由,已成为世界广大人民共同的心声和一股无法阻挡的力量.那些总想利用各种手段去误导中国,不想让中国人民享有自由民主权利和尊严的别有用心之徒,终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值得欣慰的是,中共经过了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拨乱反正,初步使中国走上了正轨.更值得欣慰的是,当下的中国,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中,尽管仍有一些人对落实《宪法》精神、还人民自由民主的权利抱有深深的敌意,但对深化政改的呼声毕竟是越来越多了.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明确表态,要“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近日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刘亚洲国家思考录》,他在该书中指出,中国的真正崛起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战,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民主化.享誉中外的《炎黄春秋》,2013年第一期新年献词《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有言：“《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如果这一条落实了,对传媒的种种非法限制就不会存在,更不会‘以言治罪’.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对权力腐败也就有了必要的舆论遏制.”中国当代优秀的经济学家,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先生,在2011年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让民众通过选举对各级政府的权力有实质性的制约”,“媒体的自由是民众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基本部分,也是民众维护自己权力的必要部分”.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是为了妄想维护一党及其官僚的既得利益,像苏共那样对人民大搞“三垄断”,抑或去改革但不敢突破原有的格局,错失改革的最佳时机,最终让人民抛弃；还是像台湾的国民党那样顺应世界潮流和人民意愿,及早“凤凰涅槃”,让自己新生?但愿苏共“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能让当今有些国家的执政党真正参透玄机,使自己不沦为第二个“苏共”!